李可染
1907年生于江蘇徐州，曾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畫研究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李可染13歲從鄉賢錢食芝學中國畫，1929年考入杭州國立藝術院研究生班，師從林風眠、克羅多專攻西畫。1931年以后，李可染以滿腔愛國熱忱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他于1938年加入郭沫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先后在武漢、長沙、重慶等地繪制大量抗日救亡宣傳畫。李可染的藝術創作在60年代以后進入了高峰，他的山水畫氣象沉雄，韻致幽深，在構圖、筆墨、意境等方面均取得了創造性的突破。他卓越的藝術成就在海內外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享有崇高的聲譽。
求學生涯
李可染出生在江蘇徐州的一個廚師家庭，自幼喜歡寫字畫畫。13歲時，拜在徐州畫家錢食芝門下，學畫山水。錢食芝深喜這個小弟子，曾在題畫中稱贊道：“童年能弄墨，靈敏世應稀，汝自鵬搏上，余慚?退飛。”16歲，考入上海美專師范科，22歲，他以同等學歷投考國立杭州藝專研究部。該研究部是培養西畫研究生的，而李可染沒學過油畫；他抱著一拼的態度，臨時向另一位考生學了些門道，考試時根據少年時畫戲曲人物的夸張手法大膽涂畫，沒想到林風眠校長十分欣賞，認為大可造就，破格錄取。
初入學時，李可染素描很差，他不分晝夜地苦練，一年后竟成為全校素描成績最高的學生。當時的杭州藝專，學術氣氛很濃厚，中、外籍教師經常向學生介紹西方近、當代藝術，李可染在學畫之余，還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眼界大開。1930年，他參加了左翼學生組織的“一八藝社”，魯迅曾寫《一八藝術社習作展覽會小引》，稱贊他們的作品“是新的、年輕的、前進的”。1932年，國民黨政府取締一八藝社，許多成員被學校開除。本來已經留在學校工作并準備送法國留學的李可染，也未能幸免。林風眠沒能力留住他，派人送去60塊錢，讓他快快離校，自尋生路。
拿起筆，做刀槍！
1930年，李可染與著名戲曲家蘇少聊的女兒蘇娥結為伉儷。二人是因為都喜愛美術和京劇而走到一起的，琴瑟和諧。李可染從杭州回來后，在當地民眾教育館擔任美術干事，上海“一·二八”事變后，國人的抗日呼聲一天天高漲。李可染利用在民眾教育館的條件，以畫筆做武器，創作了很多抗日宣傳畫和漫畫。“七七”事變后，他又組織了宣傳隊，乘牛車到村鎮里宣傳。當年底，南京大屠殺的消息傳來，他義憤填膺，決心去大后方。他先到西安，再到武漢，參加了由郭沬若領導的政治部三廳的工作。李可染和老同學力揚合作，在武漢和從武漢撤退的路上，創作了一大批尺幅巨大的宣傳畫，這些畫都畫在布上，用墨筆勾畫，敷彩薄，是一種粗狂強勁的風格。
金剛坡下的藝術生活
1939年春，李可染隨三廳到重慶。剛安頓下來，他就得到一個極為不幸的消息：蘇娥于上海病逝。李可染是重感情的人，但在戰爭環境里，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頭，從此患了失眠和高血壓癥。這期間，他住在重慶郊外的金剛坡，房子靠近一間牛棚，他夜不成眠，總是聽見水牛吃草和喘氣的聲音。他想到魯迅“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詩句，覺得人也應像牛那樣默默地奮斗。從此，他開始用水墨畫水牛，用水彩畫金剛坡周圍的風景。
1942年，李可染的一些水彩、水墨風景被徐悲鴻偶然看到，大為欣賞，他托人帶信，要用自己的畫換李可染的一張畫。徐悲鴻這種真誠提攜后進的精神，使李可染大為感動。二人從此訂交。次年，國立藝專聘請李可染出任國畫講師，他覺得自己的傳統功夫不夠。于是下苦功鉆研傳統。
在國立藝專，李可染認識了在雕刻系就讀的鄒佩珠，除了美術上的共同志趣，他們還都喜歡京劇，鄒佩珠甚至能唱整折的老生戲。每當友人相聚，鄒佩珠清唱，必是李可染拉琴。兩人自然而然地相愛了。李可染以畫牛出名，鄒佩珠是7月7日出生，正與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相應，一時傳為佳話。1943年，在老校長林風眠的主持下，他們結為夫妻。
意筆寫人物
李可染在40年代主要畫意筆人物。意筆者，筆簡意足之謂也。畫意筆人物需要功力，更需要才情。李可染正是有靈性有幽默感的畫家。他筆下的漁夫、兒童、書生、仕女、鐘馗、隱士等等，都質樸、稚拙、詼諧、親切，好像都活得有滋有味，洋溢著樂趣。李可染熟悉民間藝術，又愛京劇，京劇中的丑、末角色都與幽默有緣。熟悉李可染的人都知道，他經常能慢聲細語說出令人絕倒的故事，其出色的意筆人物，是這些因素綜合塑造而成的。
1944年冬，為了給降生的孩子（李小可）準備生活用品，李可染在重慶舉辦了一次個展。徐悲鴻寫了序言，老舍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評論。評論說：“在窮苦中，偶爾能看到幾幅好畫，精神為之一振，比吃了一盤白斬雞更有滋味！幸福的很，這一次入城就趕上了可染兄的畫展……論畫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國內最偉大的一位了……可染兄的人物是創造，他說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創造出一個醉漢，就創造出一個醉漢———與杜甫一樣可以不朽！”“可染兄極聰明地把西畫中的人物表情法，搬運到國畫里來，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閉著眼睛，有的睜著一只眼，閉著一只眼，有的挑著眉，有的歪著嘴，不管他們的眉眼是什么樣子吧，他們的內心和靈魂，都由臉上鉆出來，可憐的或笑著的活在紙上，永遠活著！”
拜師齊白石
李可染最初是透過徐悲鴻熟悉齊白石的。徐悲鴻在重慶盤溪的家，離李可染住所不遠，在交往中，他把所藏齊白石的幾十件原作，都拿給李可染觀賞，還介紹齊白石如何從一個木匠，成為杰出藝術家的艱苦歷程。李可染激賞白石老人的藝術，也為他平凡而傳奇的經歷所感動。抗戰勝利后，國立藝專由重慶復原，重新分為國立杭州藝專和國立北平藝專，兩個學校爭聘李可染去任教，他選擇了北平藝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平有齊白石。
1946年，39歲的李可染經徐悲鴻引見，拜見了86歲的齊白石。他拿畫給白石老人看，老人先是坐著，看著看著就站起來問：“誰是李可染？你就是李可染吧！你的畫才是真正的大寫意！”從此他們成了忘年交。一次，白石老人突然問：“可染，你愿不愿意拜師？”可染說：“我沒有什么東西孝敬您老人家，不敢行拜師禮。”老人聽了十分高興，說：“不用你花錢，我有錢。”當天留他吃飯，舉行了拜師禮。直到1957年齊白石去世，李可染相隨老人整整十年，成為白石老人晚年最得意的學生。齊白石愛李可染的才華，也喜歡他的實在，無論什么事情，都愿意讓他去辦。事情不管多么麻煩、瑣碎，李可染和夫人鄒佩珠都耐心去做，并盡最大的努力做好。在他看來，齊白石是一座藝術上的高山，能為老師做一點事，是一種幸福。齊白石對李可染的藝術十分推重，曾在畫上題道：“昔司馬相如文章橫行天下，今可染弟之書畫可橫行矣。”他憑著豐富的人生和藝術經驗，看出李可染是繼他之后大有希望的藝術家。
李可染是個善于學習的人。從畫面上看，他的山水、人物，都不像齊白石，他也極少臨摹齊白石的作品。他曾多次談過，自己一是學白石老人對藝術的真誠與勤奮，二是學齊白石的筆墨，特別是力透紙背的慢行筆畫法。在拜師齊白石之前，他的水墨以勾勒和潑墨為主，行筆很快，生動有余而沉厚不足。他從白石老人的用筆悟到“慢”的方法與意義，他后來的山水畫，主要從這個“慢”字上尋求筆墨的內在意蘊。他曾記述說：“白石老師晚年作畫，喜歡題‘白石老人一揮’幾個字，不了解的就會想到大畫家作畫，信筆草草一揮而就。實際上，老師在任何時候作畫都是很認真很慎重，并且是很慢的，從來都沒有如一些人所想像那樣‘一揮而就’過。他寫字也是一樣，比如有人請他隨便寫幾個字，他總是把紙疊了又疊，前后斟酌，有時字寫了一半，還要抽出筆筒里的竹尺在紙上衡量衡量，使我這個在旁按紙的人都有點著急，甚至感到老師做事有點笨拙，可是等著這字畫懸掛了起來，馬上又會使你贊嘆，你會在那厚實拙重之中，感到最大的智慧和神奇。”李可染在山水畫教學中反復講：“線的基本原則是畫的慢，留得住，每一筆要送到底，切忌飄，要控制的住。”大抵都源自對白石老人筆墨的學習。
重新發現自然美
李可染產生革新山水畫的想法，始于1950年。他當時的口號是“深入生活”和“接受選擇”，用他后來的話說，是“精讀大自然”，而精讀的方法唯有寫生。他的寫生貫穿于50至80年代，而集中于1954至1959年，先后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廣東、廣西、陜西諸省，每次出去少則兩個月，多則半年以上，都畫回大量作品。最久的一次八個月，行程兩萬多里，得畫兩百余幅。為了一個好的景色，他經常徒步走數十里；每畫一幅寫生都要坐幾小時甚至一天。在荒山野地之中，渴了喝幾口涼水、餓了吃兩口硬燒餅的境況是常事，有時還會遇到狂風大雨、急流險灘。為了寫生，他付出了堅苦的代價。
1954年，在北京舉辦了“李可染、張仃、羅銘寫生畫展”，引起了畫界震動和爭論。面對爭論，李可染刻了兩方印：“可貴者膽”“所要者魂”，并繼續他的寫生旅程。1959年，中國美術家協會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八大城市舉辦題為“江山如此多嬌：李可染水墨寫生展”，并出版《李可染水墨寫生畫集》，他在山水畫壇的地位開始得以確立。
中國畫論一向提倡“行萬里路”“師法造化”，近代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傅抱石諸位名家，都是寫生高手。主張以西方寫實主義改造傳統繪畫的徐悲鴻學派，更把寫生（素描、速寫）作為法寶。那么，李可染的寫生和寫生主張有什么特點，與這些畫家有何不同？我們不妨用李可染自己的話略作概括：
一曰“掌握自然規律”
在李可染看來，自然規律就是物象的“客觀特點”，如結構、紋理、光線、質量感、空間關系等，掌握它們就需要先認識它們，在做法上則需做到又看又畫。而看只能得到一個模糊印象，只有寫生才能真實具體的掌握它們。李可染有專門畫樹、畫山的速寫本，其中有一本題名《山的研究》的素描，畫的竟都是山的照片。這種“掌握自然規律”的努力，在山水畫家中是極少見的。
二曰“要發現前人未發現的東西”
這是李可染常說的一句話。他認為自然真實的東西變化無窮，前人不可能窮盡它。要突破前人框框，就必須對造化有新的發現。如何才能有新的發現呢？除了認真觀察之外，他特別強調“不帶成見”四字。說：“拋掉成見，以為自己像是從別的星球上來的，一切都充滿了新鮮感覺，就能發現過去未發現的東西。”
三曰“從對象中挖掘新的表現方法”
從寫生開始，他就有意識地放棄傳統筆墨程式，根據對象的形質特征和真實描繪的要求，尋找新的畫法。他認為，凡是不能真實表現對象、不能真切傳達現代人感覺的方法就應當放棄或改造。說：“形式要和現實結合，不然就沒有生命。”
四曰“從豐富到單純”
李可染畫寫生，最初極力追求描繪的豐富性，為了豐富，畫面寧可繁、亂、臟。他比喻說，要像榨油那樣，把景色的好處一點一點的榨取出來。豐富之后，再追求單純和整體感，最后取得寓豐富于單純的效果。
五曰“醞釀意境和意匠經營”
李可染深知藝術不能一味描摹對象，因此經常強調對現實不能“愚忠”，不能把對象都畫成“死的標本”。他提出“醞釀意境”，是指寫生時要投入情感，做到景情結合。要“意匠經營”，則是指精心設計表現手段，精心處理構圖、形象、層次、氣氛、筆墨等等。大體說，李可染談意境不免有些空泛，談意匠經營則滔滔不絕，具體而微。
自然美和筆墨的統一
筆墨在傳統水墨中，兼具造形和表現意趣兩種功能，出色的筆墨，往往不受物形的約束，而自具形質與神韻。失去了筆墨，就失去了傳統水墨畫的基本特質。李可染有很好的筆墨功底，但在初期寫生中，他有意識地弱化筆墨，借鑒水彩畫的方法以追求描繪的真實性，后來，他又努力把筆墨融會到形似景觀中去。
1956年的寫生作品，筆墨對刻畫物象的從屬性還很明顯，到1957年，這種狀況開始變化：對形的控制松動，對筆的力度、起收、剛柔變化，對墨的層次、虛實和韻致，都更重視了。但他謹守不用傳統技法去套自然的原則，致力追求自然美和筆墨的統一。
李可染的寫生作品和黃賓虹的寫生作品相比，可以看到李氏作品得到了更新的境界，更強的自然真實感；但論筆墨的豐富性和獨立審美價值，還是黃氏更高一籌。如果拿李可染和徐悲鴻、吳作人、吳冠中等人的風景寫生相比較，那么，不論在刻畫對象的真實豐富感，還是筆墨的扎實、考究與創造性方面，李可染又都勝一籌。
這樣我們就看出了李可染在橫向比較中的位置。在追求山水畫的新意境、新感覺，以寫生方式改造傳統山水畫的20世紀畫家中，李可染的最大成功之一，是他在回歸自然真實性、獨得新感覺的同時，在相當程度上保留并豐富了水墨畫的筆墨性。
胸中丘壑，筆底煙霞
晚年的李可染，主要在室內進行創作。他說：“傳統已經看遍了，山水也看遍了，畫畫的時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紙對青天，胸中丘壑，筆底煙霞。”
“文革”開始后，李可染被批斗，住牛棚，而后被下放湖北省丹江口干校勞動改造，夫人鄒佩珠下放河北磁縣，兩個兒子一個到內燃機廠當了工人，一個到內蒙插了隊，女兒則遠走寧夏固原的貧困農村。大約有六年時間，他不能畫畫。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京，受命為飯店作畫。雖是畫山水，也屬于政治任務，在題材上多取革命圣地風光，在畫法風格上小心拘謹。他一度因為用墨多，畫面濃重，被批判為“黑畫”，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他一度罹患失語癥。
“文革”結束后，李可染重新煥發了藝術生命，許多作品升華到更高的境界，代表了他一生創作的最高水準。這些作品的風格，可以用“深秀縝密”四字概括，“深秀”即深厚、茂密而又秀潤。這一特點和李可染所取山水對象的地理氣候特質有關，他著重刻畫南方山水的濕潤、青翠，而不是北國山川的荒闊、雄峻和高遠。他筆下黑色，滋潤而明亮，猶如蒼蒼翠色，正與古人說的“高墨猶綠”相合。“縝密”指畫風嚴整，結構緊密，李可染中年后畫山水強調經營設計，因而形成縝密多于活潑的特點。其長處是深入精致，不足處是缺少機敏和靈動。
晚年的李可染，意識到藝術創作上的自由狀態是極重要的，其作畫的隨機因素逐步加大，筆墨的獨立性也日益強化，如他在《水墨山水》上題的“晚歲信手涂抹，竟能蒼勁腴潤，腕底生輝。”這意味著他要進一步向從心所欲的方面轉化。
可惜上蒼沒有給他更多的時間，1989年末的一個寒冷的早晨，李可染因心臟病突發，一代大師猝然逝世于家中。
東方既白 世紀可染
1907年春天，江蘇徐州一個平民家庭里誕生了一個男孩兒，父母為他取名“永順”。樸實善良
的父母大概不會想到，他們的兒子并沒有像他們希望的那樣一生平順，但是卻最終成長為20世紀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大師之一。他，就是著名畫家、藝術理論家和教育家李可染先生。今年恰逢可染先生誕辰100周年，當我們懷著敬仰和崇敬的心情回顧他風雨兼程的人生經歷和藝術實踐時，感受到更多的是李可染的人品、藝品帶給我們的真誠感動和由衷欽佩。
白發學童心思手作
李可染對于藝術非凡的感知力是天生的。年少的他曾被沿街賣藝求乞的盲琴師奏出的悲涼琴聲深深打動，于是常常暗隨琴師，聽他拉琴，竟然就能自制一把小胡琴，練得一手好琴。13歲那年，李可染偶然看到集益書畫社的畫師們作畫，便一下入了迷，他白天看畫，晚上就能夠將大幅山水畫作大致背臨下來。這使畫師們大為驚訝，也得到了畫家錢食芝的賞識，欣然將他收入門下，還題詩相贈：“童年能弄墨，靈敏世應稀。汝自鵬搏上，余慚?退飛。”仿佛已經預見到李可染將如大鵬展翅扶搖直上，在繪畫方面超越師長了。但是僅僅依靠天賦聰穎，是無法成就一位藝術大師的。李可染曾說：“我沒有家學，但父母的忠厚、純樸、善良、勤勞、高尚的勞動人民品德是我最好的家學”。父母雖然只是目不識丁的平民，但是李可染卻從他們那里繼承了最寶貴的財富——聰敏好學、勤奮刻苦。1929年，從未接觸過油畫的李可染憑著山東青年張眺臨陣教的本領，被校長林風眠慧眼識中，成為杭州國立藝術院首屆油畫研究生。在杭州，李可染每天除了刻苦學畫，還閱讀了大量古籍、畫論和中外文學名著。從未畫過素描、油畫的他，最終憑借孜孜不倦的勤勉努力以優秀的藝術創作而名震全校。
林風眠、齊白石、黃賓虹，這些中國近代藝術史上最杰出的藝術家都曾是李可染的老師。他們對待藝術勤勉認真的態度帶給李可染巨大的震動和影響。上世紀40年代，林風眠先生在重慶時，住在一間破舊房子中畫畫，條件極為簡陋。李可染常常帶著飯食去看望老師，發現林風眠從未間斷作畫，每日都畫幾十張，畫完的畫，堆在身后，直摞到屋頂。李可染拜師齊白石門下，在白石老人身邊十年，每日為老師理紙研墨，老人每日作畫從不間斷，只有午間在藤椅上稍息片刻。李可染赴江南寫生時，也曾親見黃賓虹先生雖然患白內障，戴著墨鏡，仍然摸索作畫，每日勾山水畫稿，堆積成摞，有時甚至在燈下一口氣勾了七八張山水輪廓。這些都使得李可染十分感慨，喟嘆“前輩老師用功之勤苦，實非我等后輩可及”。李可染也像三位老師一樣，每日作畫，勤奮不輟，“有決心、有毅力練一輩子基本功”。即使是在動蕩的十年浩劫之中，他雖然被迫放下畫筆，但仍然堅持通過書法練習基本功，從未停止對繪畫、對藝術的學習和探索。他對漢代、北魏書法進行研究、學習和實踐，學習古代碑版書法，并自創“醬當體”。之后，將這種雄強、渾厚、澀重、稚拙，帶有新的審美觀念的書法筆觸引入山水畫創作，而這種藝術的探索和積淀也成為李可染達到藝術高峰、形成成熟風格的關鍵因素之一。
為祖國山河立傳
1929年，22歲的李可染加入進步美術團體“一八藝社”。1932年秋，杭州“一八藝社”進步美術活動遭禁，李可染在林風眠校長關愛和協助下返回家鄉，同年創辦“黑白畫會”，并應邀到私立徐州藝專任教，兼任徐州民眾教育館美術干事，與同事開辟抗戰宣傳室，創作展示《日本侵華史》，創作大量抗日愛國宣傳畫，同時創辦了黑、綠兩色石印的抗戰畫報，積極從事愛國宣傳活動，向廣大觀者群散播救亡圖存、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種。李可染還曾領導、組織徐州藝專學生創作抗戰宣傳畫巡回展覽。1938年，李可染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美術科，從事抗戰愛國宣傳畫創作活動。直至1942年左右，李可染在近十年的歲月中，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戰宣傳畫創作活動中，完成了包括壁畫、布畫、版畫等等各種形式的大量宣傳畫數以百計，將一片赤誠熱烈的愛國之情借助手中的畫筆呈現出來，成為喚起民心、齊心抗戰最好的宣傳和響亮號角。
新中國成立后，李可染開始了他山水畫創作的新階段。從1954年起，他先后10次到祖國各地寫生，足跡踏遍大江南北，力求創造有現實生活氣息、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的新山水畫，實踐著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國壯麗山河中去”的創作信條。所到之處，他必觀察探索自然景物風雨陰晴朝夕變幻之奇，完成了數百幅山水寫生畫稿，創作了一大批具有鮮明時代精神和強烈藝術個性的經典作品。
澄懷觀道 東方既白
70歲以后的李可染，藝術創作進入了更理想、更自由的時期，他在繪畫上要求“神韻”，以達到“驚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之境。1984年，李可染題寫“澄懷觀道”四個字，以此作為自己半個多世紀藝術理想和人生追求的總結。“澄懷觀道”一語，出自六朝山水畫家宗炳。宗炳好山水、愛遠游，歸來之后將所見景物繪于墻壁之上，臥以游之，謂“澄懷觀道”，享受騁目山水之間，心游自然之境的至美、至樂之情，曰：“撫琴動操，令眾山皆響。”李可染也曾踏遍祖國的秀美山川，他通過自然來開闊心胸，豐富閱歷，而胸懷和閱歷又直接影響和豐富了他藝術創作的意境、格調和境界。“中國人畫畫到一定境界之時，思想飛翔，達到了精神上的自由狀態，傳統已經看遍了，山水也都看遍了，畫畫的時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紙對青天，胸中丘壑，筆底煙霞，”李可染如是說。山水在他的心中早已不再是簡單的風景，而是凝聚了他對祖國和家鄉的深情，蘊涵了他對于藝術、自然與人的深切關懷和美學思考。《山林之歌》、《夏山滴翠》、《千山響杜鵑》、《林茂鳥競歸》、《雨后瀑聲喧》、《家在崇山茂林煙霞里》、《人在萬木蔥蘢中》、《萬山紅遍》、《春雨江南圖》……每一幅作品中我們都能看到一位老人精湛筆墨之中飽含的深情，這些有聲有色、聲色并茂的山水畫，開拓了雄邁、穩健、敦厚、崇高的精神境界。李可染晚年創作中，更是自創“密林煙樹法”，茂林、夕陽、瀑布、飛鳥、歸鴉，自然萬象……悠然于一片蔥蘢煙云之中，在“似與不似”、“有卻沒有”令人懸想的境界之中，結構一個意蘊縹緲的意象世界。
回首李可染先生82年的人生旅程，我們發現，他的藝術之路的每一次演變和轉折，無不與時代發展和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他在藝術上的每一步探索和革新，都貫串著傳統與現代、時代與自我、繼承與創新的挑戰。李可染的藝術創作在20世紀所做出的種種探索和自我革新，總是與時代的脈動相呼應，體現了一名藝術家以赤誠的愛國心和強烈的使命感，回應國家和民族的召喚，為救亡圖存、國家發展、民族文化復興努力奉獻著自己的力量。李可染先生辭世已經整整18個春秋，但他仿佛從未遠離我們。相信很多人心中都閃動著這位和藹長者的身影，為他高貴的品格和藝術精神所感動，會有更多的后學之人像他一樣，為“東方既白”的祈愿而努力實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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